孙立坚教授，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，经济学院副院长，复旦大学EMBA课程教授。曾被上海第一财经《头脑风暴》栏目评为六大“年度嘉宾”。

　　他是网络上的知名博主，每逢有重大财经新闻出现，财经媒体记者及时造访的就是“孙立坚博客”；他曾带领复旦金融研究中心为上海自贸区勾画蓝图、出谋划策，其关于自贸区建设的观点引起了国家层面的重视。

　　提到孙立坚的名字，不管是银行的行长还是央行的官员，他们的脸上总是流露出一致的赞许，因为孙教授一直以他海派务实的学术研究为人所熟知。从金融圈到学术界，再到各大小媒体，无数双眼睛关注着他发表的每一篇言论与观点，深以为“听之有所裨益”。

　　在经济学大鳄身边学习

　　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本科时期，孙立坚学习的是和经济完全不沾边的土木工程专业。彼时，恰逢改革开放初期，百废待兴，留学 (微博) 热骤然兴起。“高中时有出国的学长来和我们交流，鼓励我们出去看看。对我们来说，他们就像英雄一样。我暗暗决定，一定要去发达国家去长长见识。”因此，获得去日本留学的机会后，孙立坚便毅然决然地远赴重洋。

　　一到日本，孙立坚首先感受到的是难以消除的隔阂。和其他本科毕业后直接读硕士的学生不同，他留校做了几年教师后才出国留学，因此年纪比多数同学要大一些。年龄的差距成了最大的瓶颈，使得他总是融不进“年轻人的对话”中。也因为如此，孙立坚将全部精力放在了学习上，从早到晚拼命看各种各样的经济书，以弥补自己“非科班出身”的短板。“这是我喜欢并擅长的东西，所以我读起来特别有劲，有时弄懂了一个原理甚至会兴奋得不能自已。”渐渐地，他在知识的海洋中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感。

　　久而久之，日本教授在上课时突然发现，有一位孙姓的同学无论在回答问题或完成作业上，表现都格外突出。于是，他额外获得了不少帮忙老师“打杂”的机会。“比如老师参加一些学术会议，我在一边做做记录，但与此同时我也在听大师们的争论，看他们对某一经济问题是怎么分析的。”耳濡目染也是一种学习进步，孙立坚十分珍惜和经济学大鳄们交流的机会。如此良性循环，也慢慢练就了他独到深刻的思维能力。

　　在日本的学术交流会上，学者们常常就某一问题指手画脚，争论得面红耳赤。令孙立坚倍觉讶异的是，即使同一门派的师生，碰到想法不一的情况，彼此互相不买账是常有的事，甚至将对方批评得体无完肤，丝毫不顾同门情面。这种“为了真理吵架”的精神，深深印刻在了孙立坚心中，让他相信“真理是越辩越明的”。

　　当留学生涯即将结束时，孙立坚刚好遇上吴敬琏、李扬两位经济学家出访日本，有幸担任了他们的同声翻译。“在国内你很难能与‘大牛’面对面，在国外反而可以和他们接触。”当时，李扬就住在孙立坚楼上。

　　一路陪同共处的时光中，两位师者对中国经济的观察和认识、以及对后辈孜孜不倦的教诲，都让孙立坚印象深刻并感恩于心。探讨人民币汇率问题时，不少日本学者根据日本的经济史和经济学的常理，推断中国要做固定的汇率是难上加难。然而，吴敬琏和李扬却以中国学者的视角反驳了这一观点。他们从工业园区、保税区等方面解释了中国的竞争力，解释了中国如何通过其他渠道释放人民币汇率的压力。“这让我意识到，探讨中国不能全靠欧美和日本的经验，不能全按教科书上那一套，要有自己的思考。”

　　“李扬老师回国途中告诫我，要扎扎实实地做好学问，打好基础，不要急于下手研究中国的问题——你想想看，国外专家对中国问题并不一定熟悉，我们既然是去学习的，就要把别人研究得最透彻的东西学到手。”当年的谆谆教诲如今犹在耳边，孙立坚诚恳地回忆道： “他特别嘱咐我在日本查一查灰色金融体系方面的资料，了解非正规金融在整个经济当中的作用。这些都对我颇有启发，至今难以敢忘。”

　　用鼓风机把火花吹起来

　　“不瞒你说，我刚回国的时候是双线并进的，既想教书也想创业。”在孙立坚看来，商学院的学生天生骨子里就带着一种企业家的气质情怀，总认为自己亲手创造出的东西会比既有的更好。“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怀有创业的梦想，即使在日本这样一个风气相当保守的国家，也有不少商学院学生试图自己创业。”

　　孙立坚最终走了为人师的路。在先后拿到同济、交大、复旦的offer后，他权衡再三，选择了思想相对自由的复旦边读博士后边任教。

　　“学商学，有理论也要有实践，必须真正落实到操作层面上，包括企业的举措、政策的制定等等。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，我特别重视EMBA课程。”自从为复旦EMBA学生开设了《金融发展与企业商机》后，孙立坚经常每次上课的前一天晚上还在备课，力求将手头最新的数据、现象和案例加入到第二天的课程中。谈起设置这门课的初衷时，他说：“金融发展是指外部大环境，企业商机是指企业在面对这样的大环境时应该怎么做。我希望能和学生一起去回答这个问题。”像这样将宏观和微观共同结合的课程，在国内EMBA课程中并多不见。

　　在孙立坚眼中，EMBA课程和本科生的课程大有不同。“对本科生更多是单向传输，把我凝聚的知识经验传授给他们。EMBA课程则是侧重教学相长，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学习和挑战。”孙立坚总在课上鼓励学生们进行讨论，“我要让他们讨论，让他们发散思维，再收拢回来——把一些非常好的火花用鼓风机吹大。”

　　有一次课上，学生们为了国企和民企的问题争论得不可开交。两类企业家群体站在各自的立场发表激烈的观点：民企认为改革开放给他们的机会太少，国企的贪污腐败现象严重；而国企认为民企未能好好把握机会，缺乏诚信和责任意识。“我真的没想到他们会这么认真，”孙立坚感慨道，“我就去启发他们，是什么造成了企业的选择，背后的肌理是怎样的，机会缘何不平等……到后来，大家就会发现，我们的问题就不再是浮在水面上，而是深入到里层了。”

　　课余时间，孙立坚会不时发放问卷给复旦EMBA的学生们填写：“看他们的回答其实就是在和企业家交流，他们有什么困惑、他们是怎么想的”。正是因为这样的“深入调查”，孙立坚的观点总能更接地气、更切中要害、更为企业家所接受。“可能这也是一些高层会议邀请我的原因，因为我和别人讲的不大一样，能够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。只有落到现实中，才能从更高的角度、用更深的眼力去剖析——要‘落地’，才能‘顶天’”。

　　自贸区诞生在压力下

　　孙立坚是推动建设中国（上海）自贸区的智囊团核心成员。上个月，他在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上针对自贸区热点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作为长期关注国内外经济的专家，他细数了建设自贸区的几大背景。“我们面临的压力使我们必须有所行动，而自贸区正是一项标新立异的伟大工程。”

　　在孙立坚看来，今天的中国逐渐结束了主要靠出口拉动、粗放型投资的增长方式。过去企业的优势大多在于廉价的劳动力、原料，以及庞大的市场；但金融危机之后成本上升、产能过剩，企业必须尝试创造一种新的盈利方式，“不能再靠价格去赚钱，要寻找一种别人无法替代的商品和服务。”从本质上来说，自贸区是为了解决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而建设的。

　　在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，美国也在试图改变亚洲经济的既有格局。然而，亚洲最重量级的主角——中国却未被邀请入这一新格局中。“美国的发展模式确实代表了未来的变化趋势。美国走在了前面，又不让中国参与，我们当然不能坐以待毙，要未雨绸缪，在自贸区、在我们的家中先培育起一批新的企业家。”

　　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之下，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，国内经济止步不前的一大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博弈。不少地方政府借发展经济之名贪污腐败，当务之急便是要重新强调资源配置中市场的决定性作用，把方向盘交予市场，利用上海自贸区率先实现“政府退出，企业进入”的格局。

　　目前，自贸区负面清单等一系列措施让企业享受到了制度带来的便利。孙立坚肯定了自贸区的制度创新，亦提出了对策性建议：“要加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沟通，加强政府与企业的沟通，让信息传递的渠道更为畅达。举个例子，政府发布了优惠政策，部分企业仍然一无所知，岂不白白浪费了决策？媒体在其中也要大力发挥作用。此外，企业不要盲目地进入自贸区，首先要明确自己的定位是否与之相符，是否与其在国家战略层面达成了共识。”

　　“不要一拥而上，看自贸区炒热起来了，就急匆匆地往里冲。”这不仅是孙立坚对企业的忠告，同样也是对他的学生们的劝诫。“做学问也是如此，要避免同质化的研究，结合实际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走差异化路线，才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比较优势。蛋糕就这么大，这么多人分哪里分得过来？找到一块你喜欢的、没有人能和你抢的蛋糕，这就是做出成绩的秘诀。”